开云app官网登录入口-一门学科，两个时代：社会学今天终于火了吗？

在这两年的图书市场上，像《岂不怀归：三和青年观察》《我的二本学生》《过劳时代》《格差社会》《不让生育的社会》《把自己作为方法》等作品的市场回声都令人瞩目。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只管这其中少少有作品属于严格意义上的社会学研究，读者和媒体在归类时却习惯将它们都称为社会学作品，在前段时间，人们甚至讨论起了“终于轮到社会学热”。

然而，这几多是一件比力尴尬的事，真正的社会学研究其实反而少少能走进公共领域，很难引起人们的关注。脱销的不外是“社会学选题”，而不是“社会学研究”。这一切可能意味着，人们感知、关注现实问题的需求和兴趣多了，一向在公共领域并不怎么有起色的社会学似乎就要火了，然而当今的大多数社会学家并未做好准备。

相比于经济学、法学，社会学的规模和影响力都逊色得多。不外在如今高校的学科分类中，社会学无疑是人文社科领域最为重要的专业之一，在问题意识和研究方法上都具有属于它的显著优势。我们今天说的社会学，是在革新开放后恢复重建的结果。

上世纪50年月，社会学在海内高校曾被取消，学术传承遭遇断裂。革新开放后，社会学得以重生，迅速生长，然则，其历史也不外四十年。一门学科，两个时代。

社会学在知识和方法上实现了积累，可是距离它在学科中本该有的职位仍有一长段路。能否回应现实，是否在研究“真问题”即是一种磨练尺度。而明白社会学的当下和未来，还得回到已往。

约莫十年前，在攻读社会学博士学位的陆远正在研究“早期中国社会学”。今年，他的博士论文以《传承与断裂：剧变中的中国社会学与社会学家》为题出书面世，书评君借此专访他，聊了社会学的生长、中断和延续。采写｜刘亚光 回到早期中国社会学：从引入、建设到本土化上世纪50年月，是中国社会学学术史的一道分水岭。学术界一般将20世纪20年月末至50年月末这段时间的中国社会学称为“早期中国社会学”，这一时段，基本涵盖了社会学从西方被引入中国，并逐步建设起一门学科，最终学科生长遭遇打断的历程。

社会学家袁方曾对1952年以前中国社会学研究的基本格式举行过一个梳理，在其时，中国社会学家的梯队结构已经组成了一个“三代共存”的景观。19世纪末出生的第一代社会学家如陈达、潘光旦、吴文藻、孙本文、李景汉等人，已进入学术生命的黄金时期，第二代社会学家费孝通、瞿同祖、林耀华、李树青等人，正迈入学术生命的丰收期，而在他们之后，1920年后出生的袁方、田汝康、史国衡等人刚在学术上崭露头角，尚未在学术上做出更大孝敬。

对于第三代社会学家来说，社会学的取消使得他们在学术生涯刚刚起步的时刻即面临“有劲无处使”的运气。等到革新开放后，前两代社会学家许多人已经脱离人世，他们又必须独自扛起社会学再起的重担。

李景汉（1895.1.12—1986.9.28），北京通州人，社会学家、社会观察专家。著有《定县社会概况观察》等。社会学的取消同时也对前两代社会学家的研究事业带来了致命的攻击。以李景汉为例，在1957年的一次接受《人民日报》采访中，李景汉提到了自己在学科取消后的曲折履历。

他先到中央财经学院当机械学教员的助手，一个专长是社会观察的学者，重新努力别辟门户去学习机械学课本，硬着头皮给学生领导“多刀多刃”。效果下一学期，他又被调去给纺织教员当助手，“又重新开始相识棉花如何酿成线，粗线如何酿成细线，酿成布，梭如何飞动”。过了一年，他又被调至中国人民大学，在之后的时间里，卖力的课程又频频遭到打消，好不容易受向导指派去做一些擅长的社会观察，“把观察陈诉送给向导之后，连下文都没有了”。

社会学的取消，对学者精神的消耗以及对学术传承的攻击，也使得对这一时期中国社会学的运气举行反思显得更为重要。近期由商务印书馆出书的《传承与断裂：剧变中的中国社会学与社会学家》就对这一问题举行了集中探讨。

这是一本“姗姗来迟”的作品，早在10年前，本书作者、现在已是南京大学教师的陆远在导师周晓虹的指导下，完成了本书的雏形——以《早期中国社会学的逆境——以1940-1950年月的社会学家为例》为名的博士论文。陆远在跨入社会学之前，接受过多年的历史学训练，擅长史料的爬梳与分析。相较于其他研究中国早期社会学学术史的作品，《传承与断裂》偏重于运用知识社会学的方法，将中国社会学的生长置于时代脉络之中，考察学术思想演变、学科体系生长、学者心路历程以及详细时代配景之间的庞大互动。

《传承与断裂：剧变中的中国社会学与社会学家》 ，陆远 著，商务印书馆，2019年12月陆远在书中展示的几份大学的课表，正是这种学科与时代之间庞大互动的缩影。从1930年月的私立燕京大学社会学课程摆设，到1957年社会学家们为恢复社会学正当性、努力适应其时的主流话语而制定的《社会学事情筹备委员会第一次集会决议》，自然科学课程的比例不停淘汰，强调实用性的课程比例不停上升，压缩着史论课程的比重。在20世纪40年月，其时的国民政府开始统一设置高等教育课程尺度、将高等教育纳入民族国家建设的议程中后，对社会学服务国家的实用性的强调，就开始彻底压倒将其作为认识和批判社会的专业知识的主张。

图源：陆远，《早期中国社会学的学科制度变迁：基于六份历史文献的分析》，《中国研究》，2012年春季卷。到了上世纪50年月，中国社会学被取消。

彼时中国在高等教育模式上全盘学习苏联，强调造就“专才”的实用型教育。涉猎面广博又并不实用的社会学，也因此在中国和苏联都遭遇了相同的运气。而社会学与“社会主义”之间暧昧的关系，也使得其在50年月处境尴尬。

不外，陆远也认为，对苏联高等教育模式的推崇，只是中国社会学的传承遭遇逆境的一个“外因”。除此之外，早期中国社会学生长的历程中，内部的代表人物之间，在理论框架和研究方法上，经常存在着种种尖锐的对立。而在开国初期的思想革新运动中，社会学家的内部从心态到现实处境，也都泛起了庞大的破裂。

这些都对之后中国社会学的运气发生了影响。此外，如果站在一个更宏观的角度上看，社会学的逆境或许也与其自身的学科气质相关。

正如周晓虹在本书序言中所写，社会学自降生之初，就先天地带有两块印记：“秩序”和“进步”。“事实上，正是由这一矛盾性格降生出了社会学的批判性和实用性：基于前者它具有先知的功效，对社会保有一定水平的批判锋芒；而基于后者它又具有牧师的功效，希望能够对社会举行改良而不是革命的计谋。”因此，在20世纪40年月，社会学家们同情代表着进步气力的共产党，在其时居于统治职位的国民党眼中，社会学家成了“左派”，而另一方面，他们对渐进式革新的青睐与对猛烈革命的敬而远之，又让他们在开国后很容易地被打上了右派的标签。

这种“左右”之间的两难，奠基了早期中国社会学生长曲折的基调。在接受采访的历程中，陆远也提及，早期中国社会学的许多代表人物，其思想洞见至今仍有重要的价值。社会学在中国生长的早期历程，也泛起一些学科生长的内在悖论。

例如，学科专业化与边缘化之间的悖论。社会学作为学科的成熟首先需要从其他的学科中分散出来，今后需要确立自身的学科界限，提高专业化水平，并逐步建制化，而这个历程往往又会将一些重要的研究内容分化出去，使得原本整体的研究视野遭遇肢解，从而削弱了研究的解释力，让社会学反而边缘化。这一问题，费孝通在1948年就于《乡土中国》的后记中指出，可以说到了今天，这依然是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生长中面临的一大困局。

反思“断裂”，是为了更好地传承。这也是在今天，重访这段早期中国社会学生长历程的意义。—·—对话《传承与断裂》作者陆远—·—陆远，南京大学社会学系讲师，江苏苏州人，主要研究偏向为中国社会学史、中国社会史与历史社会学。

01三代社会学家的局限和孝敬新京报：你在书中大要上将早期中国社会学家分为三代，第一代如陈达、潘光旦、吴文藻、孙本文、李景汉等人，第二代好比费孝通、瞿同祖、林耀华等，第三代则以袁方、田汝康等为代表，如果某一代社会学家大要上拥有一定的共性的话，你以为这三代人划分面临着怎样的逆境？他们对中国社会学的生长，划分做出了怎样的孝敬？费孝通（ 1910.11.2-2005.4.24），江苏吴江（今苏州市吴江区）人，中国社会学和人类学的奠基人之一。陆远：第一代社会学家基本上是将学科“中国化”的奠基者，在他们以前，社会学的专业化历程以在教会大学服务的“传教士社会学家”（这是香港大学黄绍伦教授提出的观点）和社会服务事情者为主要推动气力，他们有改善中国社会的良好愿望，可是他们的知识结构和基本价值态度，都无法真正让社会学在中国本土“扎根”，第一代社会学家主要做了把“外国传教士社会学”转变为“扎根中国的社会学”的事情。

他们遇到的最大难题，更多是开疆拓土时筚路蓝缕的艰难，很少有蓝图可以参考，也少有领路人，一切都要自己建立，固然这种难题对于佼佼者来说，反而是一种机缘，我们今天看到的第一代社会学家中最着名的人物，都很有自己的创见和事功。第二代学者没有第一代那么好的历史情况，他们刚刚开始准备在学术界崭露头角，就遇到了战争，战争彻底改变了那一代学人的运气。

对他们来说，能不能获得学术乐成，有小我私家努力的要素，更有“运气”的要素。好比费孝通先生，某种水平上说是“因祸得福”，战争把他的老师吴文藻逼走重庆，也把他的团队逼到云南昆明乡下一隅，不外这对于费先生来说，未尝不是一种“置之死地尔后生”的机缘，他领导团队在云南的系列研究，使之从一个年轻的学术明星一跃成为一群优秀青年学者的首脑，基本上预示了他在中国社会学界未来的职位。

可是对大部门学者的学术生涯来说，战争的负面影响都是庞大的。对于第二代和第三代学者来说，更大的逆境，或者说危机，是1949年以后学科职位正当性的丧失。差别的是，第二代学者在1949年以前基本揭晓了可以奠基其学术职位的研究结果，可是第三代学者失去了这个时机，没有等他们崭露头角，学科就已经不复存在了。

而在其时的政治情况中，他们的专业配景又几多让他们背负了一种“原罪”，双重的攻击使得原本就为数不多的第三代社会学人纷纷凋零。等到1979年学科重建以后，第三代学人大多已经由知天命之年，除了凤毛麟角的几位（好比袁方、田汝康）外，大多数人的学术生命早已在30年前终止了。而对于中国社会学生长史来说，这种逆境就意味着一种庞大的断层——关于这个断层与接续的问题，周晓虹教授主持的“中国社会学恢复重建40年40位海内外华人社会学家口述史”对此有许多生动而深刻的反思，研究结果也即将出书。

新京报：社会学在20世纪50年月被取消，不仅让许多曾经活跃的社会学家淡出了民众视线，也给他们留下了创伤的影象。你在书中提到，这段特殊的历史，制造了许多“学术史上的失踪者”，但他们也成为了“不在场的公共知识分子”，好比潘光旦。在讨论许多今世问题的时候，他们往往都市重新被我们挪用为“反思资源”，在你看来，类似的“不在场的公共知识分子”都有哪些？他们划分成为了怎样的“反思资源”？潘光旦（1899.8.13-1967.6.10），江苏省宝山县罗店镇（今属上海市）人，社会学家、民族学家。

陆远：我在论文中用“不在场的公共知识分子”这个词指代那些已经故去，可是仍对当下的知识界、念书界某些公共性的话题有影响的学者。以早期中国社会学家为例，有些学者成为“不在场的公共知识分子”，是因为他们小我私家的人生境遇，可以作为研究20世纪社会变迁中知识分子运气的样原来加以观照，好比潘光旦先生。杨奎松教授使用北京市档案馆的原始档案，不仅还原了潘先生在20世纪40年月中后期到50年月中后期十年间的崎岖运气和心路历程，也由此呼应新中国建立前后的社会剧变与知识分子门路选择的重要议题。

我在撰写博士论文时，《忍不住的眷注》尚未出书，但受教于杨奎松先生的一篇先行研究结果甚多。《忍不住的眷注》 ，杨奎松 著，广西师大出书社，2013年5月。另有一些是因为其本人到场现代中国历史历程的水平之深，影响之大，纵然在其身后，也无法律人忽视，社会学界最突出的代表就是费孝通先生。

我在论文中述及，40年月末费孝通已经成为中国社会科学界最有民众招呼力的学者之一，最近读费老生前的助手张冠生先生记载整理的皇皇近百万字的《费孝通晚年谈话录》，有一个显着的感受，到了八九十年月，费孝通更成为知识界重要的精神首脑之一。他对于中国社会的性质，中国社会经济生长门路，中国文化的自觉与更新，人类文明的走向与未来等议题的思考，其影响早已超出社会学界，成为更广泛意义上的公共思想资源。《费孝通晚年谈话录（1981—2000）》 ，张冠生 记载整理，生活·念书·新知三联书店，2019年5月。

另外另有一类学者，由于种种原因，恒久受到有意无意的忽视——这种忽视可能至今依然，可是我们略一翻检就会知道，他们在上世纪七八十年前留下的思考印记，对今天依然充满启示，典型的例子是吴景超。最近商务印书馆出书了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吕文浩先生整理的吴景超文集《都市意识与国家前途》，这是这些文字在1949年以后首次排印公然出书，吴先生的这些文字都写于上世纪30、40年月，可是许多焦点问题的探讨（好比都会化问题、权要资本问题等），思想主旨依然不觉“过时”。有意思的是，潘光旦、吴景超、费孝通这三位学者，在1946、1947年前后，相互来往很是密切，经常在一起谈天说地，诗酒往还，虽然对详细问题的看法有可能相互抵触，以致截然不同，可是他们的精神气质很相似，都属于对公共事务比力体贴，有“入世精神”的知识分子。

他们的这种精神气质，就和同时代的其他社会学家不太一样。而差别的精神气质背后，是差别的价值追求和自我期许，差别的价值追求又影响到他们各自的学术兴趣，环环相扣，这自己也很值得探究。《都市意识与国家前途》，吴景超 著，商务印书馆 ，2020年8月。02社会学的研究问题，碎片的，抑或整体的新京报：20世纪30年月，社会学家吴文藻提倡“社区研究”，划分了两类主要的社区作为研究工具：内地汉人社区和边疆非汉人社区，这两种类型的研究划分代表了社区研究的“社会学取向”和“民族学取向”，但又具有社会人类学的基本方法论基础。

在书中，你提到，在吴文藻的“社区研究”那里，社会学、民族学和人类学其实是合为有机的整体。但日后这种“有机整体”发生了破裂，详细发生了怎样的破裂？对中国社会学的整体生长有怎样的影响？陆远：概而言之，这种“破裂”的历程，也就是学科专业化、制度化的历程。详细到中国社会学，吴文藻先生擘画的社区研究，是将“作为文化配合体的中国”视为一个整体来研究的，他没有那种壁垒明白的学科界线，其中哪些可以看作社会学的研究，哪些可以看作历史学的研究，哪些可以看作民族学的研究，他不是这样看的，他体贴的是中国这个总体，而不太在乎学科的分野。可是从那以后，特别是1949年以后，这种不分畛域的总体视角逐渐式微。

这中间又有两个阶段：（1）上世纪在50年月，基本上是外在的制度性的气力迫使总体破裂，社会学只需要体贴劳资、婚姻、人口等几个门类的问题；民族学只需要为民族甄别和民族团结事情服务；人类学只剩下体质人类学的一小块与古生物学之类联合，各管一摊，做详细的事务性的研究和事情即可；（2）革新开放以后，相关学科恢复重建，我们又面临着学术制度化、学科专业化的迫切需求，在竞争猛烈的知识市场中，每个学科只有明确了自己的知识界限，才气获得越发“高效”的生长绩效。这就是今天社会学界许多人提出的问题：一个是学科间的壁垒很清晰，训练学生也是从告诉他们学科规范、门槛讲起，而不是从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谈起；另一个是局部琐碎而深入，总体的观照单薄不足，这其实是与社会学这门学科首创人孔德、马克思、韦伯、涂尔干的眷注越来越远的。

固然，西方学术界从20世纪八九十年月就开始反思学科壁垒的局限性及打破界限的可能性，最典型的就是沃勒斯坦领衔的古根海姆重建社会科学委员会的努力。中国社会学界的反思与实验，以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为代表，也在不停精进。新京报：费孝通在《乡土中国》后记中写了一段话：“孔德用社会学来形貌的那门研究社会现象的科学应当相当于现在我们所谓‘社会科学’的统称……现在的社会学，从这态度上来说，只是个没有长成的社会科学的老家。

一旦长成了，羽毛丰满，就可以闹分居，独立门户了”。正如你刚刚提到，对于社会科学来讲，“专业化”的历程可能正是这样一个分开原本作为整体的研究视角的历程，好比作为“领域”的社会学会分化为“政治社会学”、“历史社会学”等。“专业化”是一个学科取得正当性职位的条件，但这个专业化的历程也一定水平上使得学科的视角变得零星、碎片，缺乏解释力，使得学科边缘化。

这个矛盾，不只是在你写的吴文藻、李景汉等人在几十年前的争论中存在，在当下的社会科学生长中，似乎也存在且变得更为尖锐了。你怎么看这个矛盾？有可能缓和吗？陆远：费先生从30多岁就体认到这个问题，从那以后，这个思考贯串他的生命始终，直到他90多岁，不停地“补课”（好比重读罗伯特·帕克，重读布朗、马林诺夫斯基，重读中国传统文籍等），不停地与其他学者隔空对话（好比上世纪30年月末40年月初曾与他论战的顾颉刚），都是围绕如何弥补专业化的缺陷这个问题展开的。

我们耳熟能详的费先生晚年的16字真言——各美其美，尤物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这16个字不是突然蹦出来的，而是恒久反思的效果，既可以看作费先生对人类文明未来生长偏向的期待，也是对社会学究竟应该有什么样的“大哉问”的回覆。可是，在今天的绩效主义的学术治理下，谈“缓和”恐怕很难。

03走向“公共社会学”新京报：你在书中写道，在20世纪30年月的中国社会学学科化历程中，社会学家们对社会学的定位和自我期许，大致可以归纳综合为“服务国家”与“批判现实”两类，前者以孙本文、陈达等为代表，后者则以吴景超、费孝通、潘光旦等为代表。前者无疑占据着其时社会学界的“主流”，后者则相对边缘。而在整个社会科学生长的历程中，不管在哪个国家，似乎后者天然都是处在边缘职位的，这使其往往缺乏资源。但如果使其接受更多的支持、变得越发专业化和建制化，则又可能会有失去批判的锋芒。

你怎么看待这种批判社会学生长历程中的悖论？我们有可能让布洛维所说的这种批判的社会学，在获得充实支持的情况下也能得以生长吗？陆远：我在论文中，已实验着借鉴布洛维关于社会学的社会功效四个象限的类型学分析来举行解读。固然这其中另有许多越发细节，却很关键的问题，我的论文里其实解读的还很马虎，还需要进一步的厘定。《公共社会学》，[美]迈克·布洛维，沈原 译，社会科学文献出书社，2007年5月。

好比，所谓“主流”的问题，“主流”是一个相对的观点，如何界定“主流”，要看以什么尺度的来权衡。费孝通先生晚年说自己在上世纪三四十年月中国社会学界不是“主流”，那时就国家化的学科体制内部门配资源，建设规范，取得话语权等而言的，从这个角度说，中央大学是主流——因为它是国立最高学府，它的社会学系负担着类似今天学科评议组、教学指导委员会之类的角色。可是从更广泛的学术影响（特别是专业之外的影响力）而言，费孝通虽然年轻，可是到了1947年、1948年左右，已经是绝不能用“边缘”来形容了。

再好比，所谓“服务国家”和“批判社会”的对立，实际上只是在战后很短的一段时间，约莫两三年内，在社会学界内部体现得比力显着，而这时候，整个国家的政治格式已经日益泛起了“走哪条路”的对立，社会学人的行动，只是大的外部格式的体现，并不是说这种对立从一开始就存在。相反，实际上，在早期中国社会学生长的大部门时间里，大部门学者是将对中国社会的反思，对种种现实毛病的品评和专业性的、建设性的革新意见联合在一起的，无论是厥后被我界说为“技术专家”的孙本文、陈达，还是“批判知识分子”潘光旦、费孝通皆如此。

所以，我在论文的界定只是一个相对粗拙的叙述，可是它开启的思考，特别是对社会学家的社会角色和功效的类型学分析，我自己认为还是有价值的，特别是如果再联合其他学科、其他类型的学人举行比力分析，对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价值态度与门路选择这个大问题的探讨，是有益处的。再谈到布洛维的主张，固然在任何一个国家，“批判性”自己往往就预示着它的“边缘性”，这没有问题，也无须多虑。可是布洛维的思想中，其实有一点我们今天关注得不够，就是他强调发扬社会学的“公共性”，无论议题的设置，到场的群体，讨论的路径等，都不应当仅仅是学术界自娱自乐的禁脔。现在历史学界对“公共史学”的提倡，方兴未艾，而社会学的主要议题，更是与民众精密相关，如何引导民众到场社会学公共议题的讨论，是社会学者在今天的职责，也是磨练社会学者是不是在研究“真问题”的尺度之一。

新京报：你提到提倡建设一种“公共的社会学”，我也注意到你有在运营“群学书院”的民众号，举行学术的普及事情。在你看来，在当下社会中，建设一种“公共社会学”存在哪些阻碍？可行的路径又有哪些？陆远：上个月我看到民众号“北青艺评”揭晓的一篇文章，很是有意思，关注的就是这个问题，文章题目是《终于轮到“社会学热”，这是真的吗？》。

作者发现，近两年社会学类书籍在学界之外似乎在“悄悄升温”，《岂不怀归：三和青年观察》《我的二本学生》《过劳时代》《格差社会》《不让生育的社会》《把自己作为方法》等社会学类作品，涉及的话题虽然有些“极重”，却取得不俗的市场回声。从作者采访效果看，学术界和出书界对这个问题显然有不太一致的看法。清华大学的青年社会学家严飞认为，已往40年，中国社会发生了庞大变迁，主要体现在经济高速增长，这使经济学家的思维方式成为主导，甚至泛起“经济学帝国主义”。

然而，经济高速增长也带来一些问题，如：城乡差距拉大、中产焦虑、贫富差距、社会信任下降、个体越轨、群体失范等，这些问题无法用经济学来解决。唯有通过社会学家的思维方式，才气认清这些问题背后的结构性逆境。因此他预测，社会学在不久的未来将取代经济学的主导职位。

《穿透：像社会学家一样思考》，严飞 著，理想国|上海三联书店，2020年11月。不外许多出书界的人士则表现，现在说“社会学热”有点为时过早。在他们看来，中国社会正在转型期，在各方面都存在着一些问题，而年轻人最敏感，他们是最直接的感受者。如果抓住他们体贴的话题，书就会卖得特别好。

至于学术性的书，只能不温不火。因为多数读者不体贴社会学书中的数据、分析、模型等，他们更多是看故事，越白描越好。销量好的社会学书其实都是“跨界”书，写法更轻盈，近似非虚构。

或者说，“读者们接受了社会学话题，没有接受社会学的方法和思想方式。”以上的访谈，我以为很是形象地回覆了在民众中普及社会学的潜在阻碍这个问题。

至于可行路径，我以为像清华大学的严飞、社科院的田丰等青年学者都在探索差别的路径，严飞老师是通过音频课程和相应的普及读物，扩大社会学的影响力；田丰老师则是通过社会学田野观察，展现息争读最有时代特征的社会现象，他们的行动路径纷歧样，但背后的眷注是一致的，用严飞的话说就是：一要敢于做批判的利刃，为公共政策提出建议；二是有强烈的现实眷注，更关注底层和弱势群体，能主动沉下去。从这两句话，我好像穿越历史，依稀瞥见七八十年前潘光旦、吴景超、费孝通那一代学人的名山事业与道德文章，这或许也是中国社会学历经磨难依旧弦歌不辍的明证吧。本文为独家原创内容。

作者：刘亚光；编辑：西西；校对：刘军。未经新京报书面授权不得转载，接待转发至朋侪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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